“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北川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牵挂。”
“连着几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里。那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都在涨。”
四川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外的钟楼，钟楼上大钟的时刻永远定格在了年5月12日14时28分。新京报记者王贵彬摄
文
王露晓丁文婷张一川
编辑
赵吉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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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2日下午，西南巨震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全国各地无数新闻记者做了同样的动作：请战、订机票。
前所未有的大灾是对中国媒体人的一场大考，如何传递真相，如何挖掘故事，如何表达力量，如何呼吁反思，都是沉甸甸的考题。灾难激发了很多潜在的能量，民间公益崛起，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权也最大限度地抬起了头。
因为成千上万媒体人的在场，年的汶川拥有了13亿人的共情。那些特征鲜明的“面孔”，那些关于人性明处和暗处的故事，随着电视和报纸传进了千家万户。
灾后十年，仍有太多值得消化的内容。剥洋葱采访了九位曾奋战在震灾前线的媒体人，有直播落泪而被冠以“最美女主播”称号，却用了很长时间试图摆脱标签的宁远；有将目光投向“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的柴会群；有十数次出入北川，最终决定不再报道北川的张源；也有在地震前线共患难后收获爱情的搭档……他们的故事，就是台前报道的背后故事，也是对汶川地震十年的一种纪念。
“我带了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不至于赤手空拳”
吴江，《新京报》摄影部记者。
年5月16日，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遇难学生瞿伟的父亲用臂膀丈量儿子的棺材，他想知道这个简陋的棺材能不能放进自己深夜在山坡上刨出的墓穴。这是汶川地震中吴江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采访，我是有准备的。除了采访所需的设备之外，我的家里会常备一整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强光手电甚至还有手持电台，以应对不期而至的紧急采访。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预想过，自己会经历5·12汶川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
5月13日上午我接到了报社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准备前往灾区。但民航全部取消，我们打算开车过去。
前期赶往灾区的同事没什么准备，我们开车过去需要采购大量物资。急救药品、水和食物、发稿设备，还有睡袋和帐篷这些平时采访不会用到的东西都出现在采购清单上，甚至还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带了一把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压在哪里，侥幸没死的话我不至于赤手空拳。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地震频繁光顾中国西部。我先后采访了玉树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年的九寨沟地震。
年，我带着家人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到川西旅游。年曾经采访过的许多地方，当年支离破碎一片惨白的山体，已经有了绿色，那些被毁坏的建筑也在川西的湿润气候里布满青苔。
几乎所有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愿轻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灾民，救援人员，甚至包括新闻记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我在采访中看过太多灾难，不至于形成心理创伤，但是的确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人生观都为此改变。
从灾区回到大都市北京，我突然觉得，什么一个月挣多少钱，过得好不好，都不重要，一个人能活着喘气，就是最幸福的，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
“经过地震以后，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
成和平，时为《绵阳日报》摄影记者。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正在地震断裂带的山上采访，凭借二十多年新闻工作的本能，第一时间拍下了地震发生时刻的照片。
成和平5月12日从灾区往绵阳报信。受访者供图
5·12那天，我在平武县响岩镇采访。突然地动山摇，我一秒都没耽误，转过身来就对着山下一个水泥厂拍。那个水泥厂全部垮塌了，扬起的烟尘有上百米高。山真的在摇啊，树都90度两边来回倒。马路上，涪江河边，都是往上冲的黄土灰尘。那个场面像世界末日一样。
当时跟我一起来的村支书就在那喊，有没有人啊，我就跟着村支书去看，一路跑一路拍。拍了之后我想，要赶快把照片传出去，告诉外面地震了。
我们找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农民，让他带我们往外走；到了平通镇，镇上中学、小学是挨一起的，两个教学楼都垮了。我采访过这个小学，女校长认识我，当时那个校长站在校园里，她满脸惊恐，往外打电话，根本没有通信。这些照片我都拍了。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平通小学救出来的八九岁的小朋友，脑袋受伤了，用纱布缠着，家里人背着他。我说我也要出去，我帮你背一段，于是我和村支书换着背。
回去路上经过江油，我的家就在江油，妈妈都八十多岁了，但我害怕耽误时间，就没有回家。几天后能通电话才和她联系上，她都快急死了。等地震状态解除，我从绵阳回到江油，见到我妈妈已经是43天后了。
地震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照片是我拍的，但当时没发出去。我当时真想在报社门口号啕大哭一场，这是我一生最痛的一件事情。
但我好像一直都没哭过。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有人捐建学校，我又进去，见到了那个小学女校长。我跟她握了个手，眼泪就哗哗哗地流下来了。灾后人生重逢，那种难受、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
经过地震以后，我现在很容易就掉眼泪，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我看到悲惨的照片，眼泪就哗啦哗啦一颗一颗往下掉，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带去现场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林天宏，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汶川地震代表作品《回家》。
年5月14日下午，林天宏步行前往映秀镇途中。受访者供图
我是坐5月13号下午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成都的。路况很差，车能开到的地方很有限。我们坐车到都江堰的紫坪铺大坝后，乘冲锋舟到了汶川铝厂，再步行到映秀。
映秀镇口是一个小山坡，往下看，处在平原的映秀镇是一片废墟。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一个城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映秀镇的夜晚，我到现在仍记忆深刻。刚到的那晚，也就是14号晚上，还能听到地底下传来隐约的人声，后来越来越微弱。
年5月15日，都江堰通往汶川和映秀的陆路交通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两台挖掘机不间断地从公路两头挖掘从山上滚下的土石方。摄影/赵亢
我们睡过最“好”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手术台，其他时候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睡在车里和路边。映秀平地很少，部队、医务人员和媒体加起来七八千人都挤在小小的坝子上。遇难者的尸体也需要放在平地上，“生”与“死”围绕在同一堆篝火边。
我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堰，有一个男人拿着手机去拍小孩的脸，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要干这种事情，边上的医生说他是小孩的爸爸。
他是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施工队有个铲车。地震之后，他就开着铲车来挖废墟，找他的小孩。
后来，他赶走了周围的人，用裹尸袋把小孩裹好了，就抱着小孩子往皮卡车走。现场特别安静，所有人都立在那里，看着他。他走到皮卡车前，突然仰天长啸，叫了好长时间，可能有半分钟。我当时眼泪一下就喷涌出来了。
当时我想记者是不是不应该流露太多私人感情，我扭头看了一眼和我同去的摄影界前辈贺延光，他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还在拍照和工作。后来我告诉他这个疑惑，他说“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我有一本当时带到现场做记录的笔记本，现在还保存着，上面满是泪痕。有在现场流的眼泪，也有回来写稿时流的。地震中形形色色的人对我触动很深，尤其是我写的报道《回家》中的主人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
这些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写特稿，特搞的意义是什么。台湾有个作家叫大猪，写了一本书叫《我的父亲》，里面有一句话，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让聆听的人能够有勇气去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多特稿的意义所在，他让读者对自己有了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有理解。
年三四月份，我还在打一场关于房子的官司。这是一件特别焦灼的事情，一旦输掉会有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觉得天都塌了，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做完报道回来，我的官司又打了三年。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有勇气应对。
“被忽视”的重灾区
柴会群，时为《南方周末》记者，年汶川地震后赴“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文县采访，发表报道《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灾》。
柴会群年重访北川留影。受访者供图
5·12地震时我没去四川，去的是甘肃。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去了四川，我单位的一位编辑是兰州人，听老家人说甘肃的灾情也挺重，但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