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而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中朝两国人民皆付出了不朽之代价！
然而，总是有那么些人，他们心中毫无民族大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发起了“国难财”！比如当年那个卖给志愿军假药，骗取3亿多元的“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7岁时考入上海大亚电台当练习生，后来转正为电台报告员。这是一个商业电台，每天所报告的内容基本都是各种商业广告，王康年也因此耳濡目染了不少的“生财之道”。
不过，对于当时的王康年来说，自己初到上海闯荡，没钱没势，更没有人脉资源，想要白手起家，根本不现实。但王康年很幸运，很快他便结识了原来公共租界里的一名巡捕的女儿，并与她结婚。
婚后，王康年在岳父的帮助下，在西藏路租了一个门面开设“大康行”，专营毛巾、袜子、雪花膏等小百货掮客生意。
那时候的王康年，虽然自主创业当上了小老板，但并不赚钱，真正让他发迹的，是后来的医药生意！
当时，由于上海国产西药因进口药断档，销量一路暴增，这让王康年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就索性从西藏路搬到了北京西路号的景兴里，并将“大康行”百货店，改名为“大康西药房”，开始从事医药行业。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匆匆入行的王康年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西药畅销，因此很多大型药厂，例如新亚、信谊等在批药的时候必须要求付现金。这对于刚转行过来的王康年来说无疑困难重重，虽然这些年自己也存了不少钱，但这些钱也拿不了多少货，怎么办呢？
王康年在踌躇之余，突然心生一计——空手套白狼！靠抛空头栈单，套取客户定金，以此来去进货。然而很多时候，王康年都不能如期兑现承诺，因此搞得声名狼藉。
抗战胜利后，王康年便将大康西药行迁到了汉口路号，并改名为“大康药房”，专营西单。
然而，由于他老毛病依旧不改，不肯老实经商，只热衷于投机贩卖赚快钱，最终到期无货兑现，一时间负债上千万元，药厂倒闭不说，还被人告上了法庭。
年5月3日，此时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多天，王康年被一位名叫严广骏的人告上了法庭。原因是：王康年将严广骏寄存于大康药房的一大批药品给侵吞了！
严广骏原本只是寄存，并且还有栈单为凭，但王康年却在寄存期满后，委托律师宣告药房破产倒闭。即便是没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别人寄存的货物并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根本不在清理的资产负债账内，按理是应该归还的。
但王康年却突然玩起了失踪，选择避而不见的方式，让严广骏无法正常提取这批货物，甚至在报警之后，连警察都抓不到人。王康年的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故意隐匿，其目的就是为了侵吞严广骏的药品。
但由于当时我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法官们也无心审理此案，于是便就此拖下了！
年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当时人民政府为了恢复战后经济，于是便开始大力扶持工商业，其中王康年的“大康药房”也成了被扶持的对象之一。
最后，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的调节解下，王康年的大康药房将包括扣住的严广骏的药品等，统统转为了债务，以负债经营的状态恢复营业。
以致于当年的《解放日报》中都说：“已于解放前投机失败倒闭（大康），解放后负债复业，完全靠国家机关支持。”
而面对如此宽宏的政策，王康年深受感动，并且表现积极，他不仅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甚至还成了大康所在大楼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和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当然，最让王康年高兴的，还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大康的经营状况渐渐有了好转。据记载：大康从恢复营业一直到年，其销售额一度达到了人民币亿元（旧币），还了部分债务。
当然了，如果这些销售额都是他经营得当一分一厘赚出来的，那么倒值得表扬，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从受到政府的扶持后，王康年对政府“感恩戴德”，但其报答的方式并不是踏踏实实做生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而是和机关、部队和国营机构经常搞“业务往来”，而这其中大部分的营业额都是从这里来的。
此外，王康年平日里也是满嘴新词，就连员工的服装都换成了列宁装。然而尽管如此，他买空卖空、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依旧没有改正，还喜欢使用虚假的手段招揽生意，以此来弥补他资金和供货能力上的不足，比如他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就是典型的例子！
年11月，志愿军某部派人员到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此时，王康年的大康明明没有存货，但他却还是设法拿下了这笔价值3亿多元人民币的生意。
一个月后，第一次交货期限已到，但大康货栈里的职工马维善和滕仲年才发现货只有一半。而当店里员工提醒他，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店里无货时，他就撒谎说：“我已经在广州买好了一批货色，就要到了。”
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托词而已，他是要用志愿军的这笔货款去还他的旧贷款。因此在两天后，广州的货物并未如期运到，于是马维善和滕仲年又向王康年催促，让他赶紧进货。
然而这时，王康年却一改两天前“已在广州买好一批货色”的说法，说什么银根紧，只买到了一些价钱便宜的药品，前线急需的那几种药物很难买到等等！
在面对职工的催问，王康年则表示：“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是拿得稳的。”
此时，朝鲜战场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急需这批药物。最后没办法，志愿军采购员们只好先将一部分药品运到东北，并责成王康年务必将另外一部分价值1.2亿多元的药物在短期内装箱出发，王康年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结果，到了年1月5日，当志愿军采办员从安东来信责问，并限王康年马上将货物发出时，王康年又以银根紧为由推迟交货。最后在部队施压下，他才不得不购买一些价钱便宜，且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药物发出。
而那些前线最需要的药物，比如消治龙粉、黄凡士林等，却始终不肯发出，他继续利用志愿军的资金，非法地进行投机活动。
善恶终有报！年1月16日上午，大康26岁的会计主任董渊，将检举信投寄给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饶主席所设的第六五七号信箱！
据董渊揭发说：志愿军采购员到大康购药，王康年明明知道无药可发，却还蓄意套取货款。
“12月11日交货那一天，货栈职工马维善和滕仲年发现货色缺一半，报告经理室，我问王康年怎么办？王说：‘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这说明王是蓄意以虚假合同套取志愿军货款。”
此外，董渊还揭发了，他当场听到过王康年吹嘘：“大康药房是‘干部改造所’。”
这一点，在大康职工滕仲年和马维善对王康年的揭发中就有很好的印证！
腾、马二人说：当志愿军采购员来大康采购药品时，王康年又是请客吃饭，又是送这送那，然而等到将货款骗到手后，却不按照采购单来配售药品，只是以热水袋等低价冷门的货物搪塞，志愿军急需的药品从不设法购进配发。
此外，每当他们二人问王康年时，他则以银根紧为由，并用鱼肝油等搪塞。最急需的药物，部队一直来信催促，但他却把信压住，拖延了三个月还不设法进货，用志愿军3个亿的货款做投机生意……
事发之后，王康年接连受到了多个部门及个人的检举揭发，其中还包括他的那些“客户”！
据王康年的客户们说：他在接待客户的时候，惯用“三连招”，即：吃、玩、送！对待那些个别有权势的人员，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收买。比如时任苏北卫生局长的局长刘某，王康年请他吃饭送礼的支出，就多达万元。
而该局所购买的16架显微镜，每架都要比市场价贵万元。因此在后来对王康年的判决书上，就有“行贿罪”这一罪行。
据记载，王康年以贿赂手段，曾先后向分属的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的数额，就多达2亿元。
当然，对于这些不法商人来说，他们绝不会做亏本的事情，这些送出去的钱，也必将在某个地方找回来，而这样一来，无疑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
年2月4日，“奸商”王康年被正式逮捕入狱。次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并同时追缴他所有违法所得资产。
“王康年案”为何要延至一年后才判决呢？
很简单，因为“王康年案”所涉及到的人员、金额、事项等都太多、太杂了，想要全部将其审理清楚，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比如就涉案金额来说，根据大康店员的粗略估计：王在欺诈方面获取的金额就达28.1亿多元、行贿金额达2.74亿多元、购置外汇达7.5亿多元、获得暴利7.5亿多元等。
而这其中，欺诈的这些钱具体是从哪些地方来的？行贿的这些钱，又都给了哪些人，分别给了多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一个个去核实，所以此案才会拖了那么久！
抗美援朝，是一场为了和平、正义而进行的战争。为此，我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与凶狠残暴的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在历经了2年零9个月的艰苦奋战后，才换来当下的和平！
他们的无私奉献，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敬佩和感恩的！然而这期间，王康年竟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惜骗取志愿军用来采买救命药品的钱，做投机活动，其无耻行为，可谓是人人得而诛之！
此外，根据《黄埔区志》中的记载：王康年“在北京西路设立大康行西药部，开始制造假药，用玉米粉冒充‘阿司匹林’等药粉，贻害病家”。此外，他还“将带菌棉花旧纱布作“急救包”，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
在《中国打假调查》中也记载：王“将珍米末粉装在阿斯匹林的药瓶里，把毫无药效的假冒产品卖给正在朝鲜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所以，王康年最后被判处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了！